相比而言，两汉文人诗不发达，在乐府影响下产生的文人五言诗，虽然到东汉末期已经成熟，但尚未成为当时文人所普遍掌握、灵活运用以反映社会现实、表达思想情感的手段。且就产生于东汉末期的文人古诗而言，其内容还相当狭窄，艺术手法也比较简古。时至建安，随着思想的大解放，学术和文学也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充分发展和显露了它们应有的本质和面貌。文学不再是助益政治、教化百姓的工具，而成为人们表情达意、张扬自我个性的手段，成为实现自我价值、达到不朽目标的一条重要途径，成为人们生活和生命的需要。因而，这个时期的文学在内容上是极大地丰富了，凡是在现实生活中引起诗人兴趣和感想的内容，都可以进入诗人的作品之中，而不管事大事小，是否有关于国家政治。
曹植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将诗歌生活化的人，对诗歌体裁的大力开拓是他对中古诗歌所做的重大贡献之一。
胡应麟说：“迨夫建安、黄初，云蒸龙奋。陈思藻丽，绝世无双。揽其四言，实《三百》之遗；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盛唐李、杜，气吞一代，目无千古。然太白《古风》，步骤建安；少陵《出塞》，规模魏晋。惟歌行律绝，前人未备，始自名家。是数子者，自立堂奥，自立门户，庸讵弗能？乃其流派根株，灼然具在。”
曹植不仅在诗歌体式上卓有建树，即使在题材的开拓上也同样影响深远，不仅魏晋南北朝广大诗人在他的笼罩之下，即使盛唐李、杜诸公，也不能摆脱他的影响。胡应麟说：“陈思而下，诸体毕备，门户渐开。”总括起来，按照题材特点，曹植的诗歌有如下几类：游宴、赠答、咏史、游仙、从军、出塞、田园、杂诗等，此外，还有一些内容和表现手法都很特别的女性诗。这体类繁多的诗歌所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有政治动乱、社会灾难、百姓劳苦、征战攻伐、亲朋离别、登高游览、饮宴娱情、诗文赠答、念亲思友、哀伤悼亡、颂扬上德、陈说忠款、感伤失意、忧谗畏讥、咏史言志、游仙抒怀、农事、山水以及美好爱情等。这丰富的内容不仅真切地记录了曹植短暂却又相当曲折、不幸的人生轨迹，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曹植在思想倾向和心灵面貌上的前后变化。
曹植把诗歌当作他抒写人生的手段，他很少正面详细叙写某一件事，而往往把这些事件当作他抒写自我情感的媒介，即使是国家政治、社会局势这些大题材，他也是从个人感受的角度来叙写的。特别是晚年，文学已经成为他心灵的需要，诗歌创作由前期主要是客观美的反映转变为心灵世界的展示，诗歌内容的社会性大为减弱，创作成为他舒缓紧张情绪和心灵纠结的主要途径。他追求政治地位、追求功业、追求尊严、追求自由、追求生命长久、追求物质享受、追求亲情这些完全是世俗的情感，将文学作为人学的功能充分地显示出来，最终实现了文学的彻底自觉，在文人生存方式、文人心态、文人人格构成及文人创作方式方面，都为后世作家树立了典范。
吉川幸次郎说：“把曹植的创作和他以前的文学史的状态加以对比，其结果，我们就会发现更为重大的事实，这就是，他几乎是最初的署名的抒情诗人。”后面又说：“抒情诗不再是自然发生的东西，而是伴随着个人的名字，亦即伴随着诗人个性表现的主体性，从而在新的意义上确立了它的价值，这不能不归功于曹植。”
王夫之说：“建立门庭，自建安始。”曹植“建立门庭”的表现之一便是极大地扩大了诗歌，特别是五言诗的题材，创作了体类众多，特色各具的诗歌，后世所能见到的诗歌体类，大都能在曹植的诗歌中找到踪迹，而有些体类的诗歌，在曹植的手里不仅已经高度成熟，而且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高度，为后人创作此类诗歌确立了难以移易的典范。以下，将简要论述曹植诗歌的主要体类。
一、赠答诗
赠答诗是建安诗歌的主要体类之一，邺下文人集团的主要作家大都有此类诗歌的创作，而以曹植的成绩最大，成就最高。从他现存的诗歌来看，可以明确判定是赠答类诗歌的有《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赠丁仪》《赠丁仪王粲》《赠丁廙》《赠白马王彪》七题八首，此外，《离友》二首也可勉强归入此类，则曹植现存赠答诗共有八题十首，占其现存诗歌的十分之一强。
赠答诗作为诗歌的一类，其产生的时间很早，在《诗经》里就已经产生了用以赠人的诗歌，如《大雅·崧高》末章说：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则《崧高》一诗是尹吉甫创作用来赠给申伯的，这看上去与后世的赠答诗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尹吉甫创作的目的，就会发现二者有本质的不同。高亨解此诗说：“周宣王时，申伯来朝。宣王为了优待他的母舅，增加了申伯的封地，并派召伯虎带领士兵，先去给申伯建筑谢城，经营土地。然后申伯才回到本国。宣王的大臣尹吉甫为此作了这首诗，赠予申伯。”这样看来，尹吉甫的这首诗，是连同周宣王对申伯的赏赐一同赠给申伯的，它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尹吉甫代表朝廷对申伯德行和功绩的一种肯定和褒扬。这首诗也不像后世的赠答诗那样作为表达情感的产物而赠给申伯本人，而是在事后进入周王朝的礼乐系统。所以尽管此诗表面上看是赠人的诗，但它与后世的赠答诗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
在周代，采诗、编诗、用诗是一种国家行为，诗歌是国家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所以在周朝礼乐制度解体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仍然囿于这种诗学观念，没有产生私人创作的现象，这可能是周朝采诗制度解体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诗坛沉寂的主要原因。不过，虽然采诗、编诗的活动停止了，但诗歌的职能却仍然在官府和民间发挥着。
《左传》中就多处记载了人们在政治活动和外交场合运用诗歌来表达情志、交流思想的情况。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在这里，作为经典的诗，成为测试士大夫品德、才能、志趣、国家政治状况、国家前途的试金石，成为人们考察、了解对方，进行思想交流的有效手段。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此时诗的职能主要还是它的作为政治工具的作用。此时虽然私学已经兴起，原为贵族所垄断的《诗》，已经进入平民的视野，并成为当时读书人的通用读本，但人们重视的仍然是它的政治功能和教化功能。
《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又《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尽管如此，人们已经认识到并开始重视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作为交际手段的作用，后世赠答诗的创作动机和目的，正是对诗歌这一功能的发展，所以先秦时期是赠答诗的滥觞期。
西汉时期，经学繁兴，一方面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观念仍在，另一方面，儒家诗学思想体系在解经的过程中正式形成，他们重视的是诗的“美刺”作用，即它在国家政治和百姓教化中的作用，故而在西汉的文坛上，连文人创作抒情诗的情况都极少，更不用说赠答诗了。时至东汉，随着社会思潮的迁变，人们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文人阶层逐渐形成，文人诗歌创作渐趋繁荣，特别是东汉中晚期，随着五言诗的成熟，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文人交流的增多，赠答诗也较多地出现了。古诗中的所谓苏、李诗，固然非苏武、李陵所作，但却可以确定是汉末以前诗，观其诗意，其中赠答性质的诗歌不少，如《携手上河梁》：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侧，悢悢不得辞。行人难久留，各言长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努力崇明德，皓首以为期。
此诗虽然其作者、赠予对象以及是否写成文本赠予对方，都难以考知，但它与后世的赠答诗已无不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内容已完全与国家政治、百姓教化无关的个人情感。在古诗中，这类诗歌还有不少。这个时期，有明确记载的赠答活动和赠答诗歌已较多，如桓麟与客人的赠答，秦嘉夫妇的赠答，蔡邕的《答对元式诗》《答卜元嗣诗》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嘉夫妇的赠答诗，无论其作者的身份还是诗歌的内容，都代表了诗歌创作领域的一种新气象，对后世赠答诗的创作产生了独特而深远的影响。蔡邕是建安文学的先导，他的文学创作对建安文学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其赠答诗创作自然也是如此，建安作家中大量创作赠答诗的王粲便是他的弟子。由上论述可知，时至东汉，随着文人诗歌创作的繁兴，赠答诗正式产生并走向成熟，并为建安时期赠答诗创作的繁盛准备了条件。
建安时期的赠答诗创作在前人创作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这是因为，与前期相比，这个时期在社会政治形势和文化思想观念上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
第一，随着文学实践的丰富，人们对文学的本质和职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人们不再把文学看做政治的单纯的附庸，而把它当做表现人生、抒写性灵的工具，当做实现人生价值、追求生命不朽的工具。
第二，人的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与追求群体利益的实现相比，人们更重视个体情感的抒发、主体精神的张扬和个体价值的实现，并希望通过群体利益的追求而实现个体人生价值，因而，当他们人生失意的时候，以文学为媒介来抒发他们的人生感慨、表达他们的主体情感，便成为他们补偿人生缺憾的一种有效方式。
第三，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决定了文人生存方式的变化，如果说社会动荡激发了文人们的深沉人生感慨，那么，建安后期社会局势的相对安定和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则为文人进行思想和学术交流、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物质条件和活动场所，而文人之间交际的频繁又是促成建安赠答诗繁荣的主要原因。
在建安作家中，较早创作赠答诗、成就卓著、对建安赠答诗创作起开风气之先作用的是王粲。早在避难荆州时期，他便创作了《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诗》《赠文叔良诗》等著名赠答诗，不过，无论就形式还是内容来看，王粲此时的赠答诗仍然是汉诗的延续，与建安赠答诗的典型形式有很大不同。
如他的《赠文叔良诗》：
翩翩者鸿，率彼江滨。君子于征，爰聘西邻。临此洪渚，伊思梁岷。尔行孔邈，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尔所主。谋言必贤，错说申辅。延陵有作，侨肹是与。先民遗迹，来世之矩。既慎而主，亦迪知几。探情以华，睹著知微。视明听聪，靡事不惟。董褐荷名，胡宁不师。众不可盖，无尚我言。梧宫致辩，齐楚构患。成功有要，在众思欢。人之多忌，掩之实难。瞻彼黑水，滔滔其流。江汉有卷，允来厥休。二邦若否，职汝之由。缅彼行人，鲜克弗留。尚哉君子，于异他仇。人谁不勤，无厚我忧。惟诗作赠，敢咏在舟。温温恭人，禀道之极。
王粲是蔡邕的弟子，其在赠答诗的创作上，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对他老师的直接继承。据《文选》李善注，文颖，字叔良，南阳人，他为刘表出使西蜀，结好刘璋，临行，王粲作此诗赠给他。此诗运用雅颂体式，沿袭古人送别赠人以言的传统，一则告诫文颖“慎尔所主”，谨于交友；再则告诫文颖“睹著知微”，审察事机，慎于言语；最后叮嘱文颖勿辱使命，造福二邦。作者语气诚恳，颇尽朋友之道，但感情的抒发却比较淡薄，他担心朋友“尔行孔邈，如何勿勤”，但又说“二邦若否，职汝之由”“人谁不勤，无厚我忧”，看来，王粲更关心的是二邦关系是否友好，两地百姓是否安定。曹植与王粲有师生关系，他在诗歌创作上受到王粲的直接影响甚至传授，在赠答诗的创作上也是如此。
王粲是建安赠答诗创作的开风气者，而曹植则是建安赠答诗创作成就最大、最高的人。不过，与其师王粲相比，曹植的赠答诗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一是体式上由典雅的四言变为流靡的五言；二是内容更加丰富，尤其是抒情成分大为增加。曹植现存的十首诗，除《赠白马王彪》创作于黄初年间以外，其余全部创作于建安时期，可见赠答诗的创作，与作者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有极大关系，正是邺下文人集团的形成促成了建安赠答诗的繁荣。曹植的赠答诗在数量上虽然不太多，但内容比较丰富、深刻，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文人们的精神面貌以及作者本人的性情个性，总括起来，它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反映动荡的社会现实对人们，特别是文人生活及心理的影响。汉末政治的动荡，社会的极度混乱，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生活相对优越的士大夫文人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
曹植《送应氏》其一：
步登北邙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关于此诗的创作时间等问题，人们还有较多的争论。如黄节认为：“子建于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是年从操西征马超，见本集《离思赋》序。殆由邺而西，道过洛阳，故本集有《洛阳赋》逸句。是此诗之作盖在其时。”赵幼文认为“诗似作于建安十六年之前”。笔者认为，黄说较切合实际，因为若再提前，曹植的年龄便是20岁以下，与诗歌的语气和情感不太相符。
黄节又根据《送应氏》其二中的“我友之朔方”一语，认为：“朔方者，冀州，指邺言。此应玚辟为丞相掾属，子建在雒阳饯别而作。魏武自领冀州牧，虽四方征伐，而掾属常留邺，不必尽从。”结合史实考察诗歌内容，此说似不可信。张玉穀《古诗赏析》认为：“二诗自来注家俱以为一时送别之诗，是为题所误，而于地志未之考也。详诗，明是两诗两地所作，特以题同，集中撮归一处耳。”此说深为有理，这种情况不仅在古人的集子中多见，即使在曹植的文集中也非绝无仅有，如他的《杂诗》六首就是如此。
张玉穀解此诗说：“此在北邙送应归家之诗。应家汝南，在洛阳之东南，归途必过洛阳。而洛阳新乱，汝南亦骚动不宁，应氏之归，心必惶遽，故亦为之伤感也。起十点明送地，即从洛阳乱后荒凉之景说起，在己则为触目伤心，在应尤为关心者乱，而谋篇亦极得逆势。‘游子’四句，方正落应氏之归。阡陌不识，萧条无人，系猜度其途中情事，非与前段复沓也。末二以念彼亦为‘气结’，暗收伤乱于惜别之中，用笔劲甚。”
张氏此说与诗歌内容甚相符合，则曹植此诗实反映了相当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洛阳为东汉王朝经营近二百年的首都，是士大夫文人心向往之的人文荟萃之地，经过汉末的战乱，已残破不堪，一息尚存的汉朝廷也不得不改迁他处，此情此景，使文人们不仅感受到政治上的绝望，更体验到精神上的无所系属。不仅如此，他们的家乡也同样遭受了战乱的涤荡，田园荒败，亲旧不存。
所有这些都使士大夫文人强烈地感觉到身心处在飘荡无依的状态之中，这种感觉是共同的，鲜明而强烈。应玚在《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中以迁徙无定的鸿雁自比说：“朝雁鸣云中，音响一何哀。问子游何乡，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门来，将就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
曹植在《归思赋》中，叙写自己目睹故乡的荒败，感伤不忍久留：“背故乡而迁徂，将遥憩乎他滨。经平常之旧居，感荒坏而莫振。城邑寂以空虚，草木秽而荆榛。嗟乔木之无阴，处原野其何为！信乐土之足慕，忽并日之载驰。”这种时代环境加重了人们离别时的感伤，故而建安赠答诗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作品甚多。反过来说，特殊的时代环境使建安赠答诗具有了十分丰富而深刻的社会内容，并形成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独特时代风格。
第二，反映了文人悲剧命运的内在必然性。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不无得意地说：“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这些“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的才士，怀抱济世安民、建功扬名的大志，正当国家用人之际，投奔到求贤若渴的英雄霸主曹操麾下，但他们并不得意。
从曹植的赠答诗来看，十首诗中就有五首包含着文士失志哀怨、曹植加以抚慰的内容，可见这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反映了当时整个文人集团共同的处境和心态。这是此前所没有的一种新现象。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文人集团正是当时人性觉醒社会思潮的代表，他们与汉儒相比，是一种具有新型人格的文人，他们一方面慷慨高歌：“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一方面又蔑弃礼法之士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史称王粲“躁兢”“通脱”，刘桢通达不拘礼法，丁氏兄弟更是被时人目为浮华、奸险，可知，这些文人的人生失意乃至悲剧命运是他们的内在性格所决定的，并非完全由于当权者的不识贤才或者倾邪小人的恶意排挤。
对于这些文人的优缺点，当时的吴质在其《答魏太子笺》中说得很清楚，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自然更明白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曹植对这些文人的处境和心情感同身受，因为他们是同路人。他立志要“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却又任性而行，不自雕厉，饮酒不节，他冷落邢颙、亲近刘桢的行为连刘桢自己都过意不去，被时人目为浮华之徒的丁氏兄弟是他最好的朋友，可知曹植在政治上的失意是他内在性格所决定了的，这一点，可以通过他的赠答诗来证明，其《赠丁廙》中说：
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君子义休偫，小人德无储。积善有余庆，荣枯立可须。滔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
文人人格构成中的这种矛盾冲突，正是纯文学发生的根源，这种冲突越尖锐、强烈，以它为表现内容的文学就越深刻、越感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汉末是一个思想大解放、观念大转变的时期，随着人的觉醒，新型人格开始形成，这种新型人格正是以文人人格构成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为基本特征的。建安时期是这种新型人格初步形成的时期，因而它在文学中的表现格外鲜明而强烈，而这正是建安文学慷慨悲凉风格产生、建安风骨形成的深层文化原因。
第三，反映了曹植品德和性情的一个侧面。曹植天性淳真，待人诚恳，无论是对父母兄弟，还是对待朋友相识都是如此。曹植的赠答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曹植美好的品德与淳和率真的性情。在建安文人中，曹植的年辈较小，建安七子等人，在年龄上是他的父辈，在学问和文学创作上是他的师辈，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能够和他们平等交往；又由于思想相近，志趣相投，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他们生活上的困窘和政治上的失意，曹植感同身受，给予真切的关心和同情，有时甚至表现出自怨自责的意思，怨恨自己无力对朋友施以援手。在曹植的十篇赠答诗中，竟有五篇包含着这样的内容。
如他的《赠王粲》：
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欲归忘古道，顾望但怀愁。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
王粲本是贵公子孙，自身又博学多才，尤其熟悉汉朝的典章制度。曹操攻打荆州，他劝刘琮归顺朝廷，又立有大功，他满怀希望能得到重用，但由于他性格通脱，曹操只把他当作文士看待，虽用为侍中，其实不过是言语侍从之臣，这使王粲深感失望和不满，他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表示了这种失意感。如他的《杂诗五首》其一便用比兴的手法，表达了这种失意之感。其诗说：“日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上有特棲鸟，怀春向我鸣。褰衽欲从之，路险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佇立望尔形。风飚扬尘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
曹植的诗正是针对此诗而发的，在内容上相对应，在形式、技巧上相模仿，这也符合王粲与曹植师生之间情感交流的方式。宝香山人评曹植此诗说：“有心无力，奈何？先为感叹，后复宽解，诗有开阖。”再如徐干，史载他“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识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曹植的《赠徐干》，用比衬的手法，对徐干的志操和文采深表敬佩，对其生活的困窘深表同情，为他的不为世用深感惋惜，为自己的无力援引深感愧疚：“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情感的深沉真挚，相当感人。
中国人向来重视友情，重视伦理道德的儒家学派把朋友关系看作人伦关系中重要的一伦，孔子曾就朋友之间的交际原则做过很多阐说，但可以说，曹植之前，朋友之间的交往还基本限制在相互切磋的礼仪范围内，曹植对朋友之情的重视，给朋友关系注入了新的、更丰富的内容。吉川幸次郎说得好：“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诗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
《赠白马王彪》是曹植赠答诗中唯一一篇创作于黄初以后的作品，也是曹植诗歌的代表作之一。诗前有小序说：“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曹彰因为曾帮助曹植争太子之位，加以骁勇善战，为曹丕所忌恨，被曹丕毒害而死。曹植与异母弟曹彪同路归藩，秉承曹丕旨意的“有司”不允许他们结伴同行，这使曹植异常伤心、怨愤，痛苦难以名状。
这首诗在章法上远承《大雅·文王》，近承王粲《赠士孙文始诗》，采用章章蝉联的辘轳章法，以表达他回环缠绕、忿涌不穷的痛苦、哀伤之情。全诗共有七章，首章叙写归途的阻险，道路的漫长及情感的哀伤，为下文蓄势。第二章，倾诉上天不公，阻我归途，天气恶劣，地势险远。为下文做铺垫。第三章，写天阻之痛不如人阻之痛，正是来自亲人的伤害使作者倍感痛苦哀伤，这种哀伤刻骨刻肌，伤心伤肺，却又难以淋漓痛说。第四章，就眼前景将情感的抒发推进一层。归鸟群飞，孤兽索群，而同胞兄弟竟因争利而相残，岂非人而不如兽乎？
第五章，作者从迷蒙的哀伤中回过神来，想到嫡亲兄长的溘逝，由兄长的长逝体悟到人命的危浅，这种生命的飘忽短暂，是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第六章，情感陡然一转，既然个人的力量是那样渺小，无法抵御来自上天的险难和来自人为的伤害，那么就只能放宽胸怀自己保护自己。第七章，境界进一步提高，由一系列变故引发对天道和命运的思考，然在作者看似旷达的背后，隐含着深深的遗憾、困惑和迷茫，隐含着对生活的留恋和对命运真谛的探求。黄初年间是曹植多历磨难的时期，而《赠白马王彪》则是他思想性格和创作风格发生转变的标志性作品。
曹植的赠答诗大都创作于建安时期，而这些诗歌在艺术手法和风格特征上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建安诗歌的创作风貌。
首先，在结构上，除个别篇章外，大都采用先叙事，然后描写，最后以议论或抒情收束的结构。这种诗歌结构，最早由王粲在继承古诗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创造，后在建安时期的邺下大为流行，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结构模式。与汉末诗歌相比，这种结构模式是五言诗创作上的巨大进步，因为它叙事、写景、抒情、议论四者俱备，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又深化了诗歌的主题；既有情感的厚度，又有理性的深度；既能够以挚情感人，又能够以至理启人深思。王世贞说：“子建‘谒帝承明庐’、‘明月照高楼’，子桓‘西北有浮云’、‘秋风萧瑟’，非邺中诸子可及，仲宣、公幹远在下风。吾每至‘谒帝’一章，便数十过不可了，悲婉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从诗歌创作成就来说，丕、植兄弟的确可以作为这种诗歌风格的代表。
其次，善于利用眼前景，用以比兴寄托，也用以烘托气氛。如《赠白马王彪》其四：“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既渲染一种悲凉萧索的气氛，用以衬托作者当时的情感，又用归鸟的栖宿有所、走兽的彼此相亲来反衬自己的兄弟相残，亲人离居，孤苦无告。其《赠丁仪》更为典型：
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凝霜依玉除，清风飘飞阁。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黍稷委畴陇，农夫安所获。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狐白足御冬，焉念无衣客。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子其宁尔心，亲交义不薄。
诗歌前半写景，后半议论。前面的景物描写既有烘托气氛的作用，又象征了丁仪所处境地的落寞凄凉。丁仪是曹植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对于好朋友的艰难处境，他感同身受，所以此诗意境悲凉，情感深沉。方东树评此诗说：“起写潦年，以起丁之困。‘在贵’四句，过接。此诗清警而自具沉雄，《微阴翳阳景》篇略同。大约子建皆中锋，学之不能得其厚重雄阔高峻，而得其陈意陈语陈句，则失之板实。
二、宴饮诗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宴饮诗产生得很早，在《诗经》里就已经收录了相当数量的叙写宴饮活动的诗歌，这些诗歌主要集中在《小雅》中，著名的如《鹿鸣》《伐木》《南有嘉鱼》《湛露》《彤弓》《宾之初筵》《瓠叶》等。这些诗歌描写了当时丰富多彩的宴饮活动，如《南有嘉鱼》：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
南有嘉鱼，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宾式燕绥之。
翩翩者鵻，烝然来思。君子有酒，嘉宾式燕又思。
这是一首贵族宴会宾客的诗，它叙述了宴会的活动，描写了宴会的场面，营造了和乐的气氛，给予宾客以美好的祝愿。周代实行礼乐政治，而《诗经》又是周朝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所以这些描写各种礼乐活动的诗歌，又应用于不同等级、不同场合的宴会活动，用以协调各个等级、不同人群的关系，联络人们之间的感情，以便于王朝政治活动的顺利进行。所以，这些诗歌都是用于政治目的的。
基于这种实用的目的，《诗经》宴饮诗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宴饮过程的客观叙述，对宴饮场面的详细描写及对和谐气氛的精心营造。它要用于政治场合的演出，所以它在内容上要合乎当时的道德，在形式上要合乎规定的礼仪。在艺术手法上，虽然在局部内容的表达上要运用比兴手法，但总体的表达手法还是叙述和描写。它反映的是一种礼乐仪式和行为规范，所以它的抒情成分很少，情感意味很淡薄，更谈不上个体的主体意志和情感个性了。
随着周朝礼乐制度的解体，诗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沉寂的状态，宴饮诗的创作自然也中断了。直到汉代，宴饮诗才又重新恢复其生机，东汉文人古诗中就有不少叙写宴饮活动的诗歌，不过，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改变，特别是由于活动主体身份的变化及诗歌创作目的的改变，这一时期的宴饮诗呈现出与《诗经》宴饮诗完全不同的面貌。如《今日良宴会》：
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弹筝奋遗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
此时宴饮活动的主体是失意的文人，宴饮活动的目的是宣泄他们人生的失意和生活的苦恼。所以这首诗的内容反映了东汉文人阶层生活和情感的一个侧面，虽然仍有宴会场面的描写，但已不是用于政治场合的礼乐仪式。它的内容不再是王朝礼仪规范的具体演示，而是失意文人现实生活的形象描绘与其情感和意志的准确表达。总之，此时的宴饮诗已经脱离了《诗经》宴饮诗的礼乐仪式内容和政治工具功能，成为人们反映日常生活、表达情感愿望的手段。相应地，它在总体风格上也实现一个由缘事到缘情的转变。时至建安，随着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文学的自觉，宴饮诗完全变成诗人主体抒发个体情感的工具。
当时的统治者曹操爱好文学，大量招揽文学人才，形成了著名的邺下文人集团。曹操不仅是邺下文坛的组织者，更是建安文学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则是凭借其政治地位和文学天才成为邺下文坛的实际领袖人物。他们与邺下文人诗酒游宴，友好交往，扩大了宴饮活动的文化内涵，将游宴之地变成了学术活动和文学活动的场所，歌舞欢宴成为产生文学观念和文学作品的源泉。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描述了邺下文坛之盛：
自献帝播迁，文学转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幹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
这种史无前例的文人集团的形成以及文人之间密切交往和诗酒谈宴活动，成为建安文学繁荣的契机，也成为宴饮诗繁盛的直接原因。建安作家中最早创作宴饮诗的是曹操，曹操酷爱音乐，饮酒听乐是他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他创作的诗歌正是他在酒宴上用于歌舞娱乐的乐歌，而诗歌内容则是抒写他的人生感受、表达他的志趣理想。受曹操影响，也由当时的文化氛围所决定，建安作家大都有宴饮诗的创作，不过由当时文人所处环境和社会地位所决定，他们的宴饮诗的确以“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为主，但并不单调，往往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涵，曹植的宴饮诗尤其如此。
曹植是建安时期宴饮诗创作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从其现存的诗歌来看，属于宴饮类作品的有《送应氏》其二、《公宴》《赠丁廙》《侍太子坐》《大魏篇》《孟冬篇》《箜篌引》《当车以驾行》《当来日大难》《妾薄命》其二及《元会》11篇，其中有些宴饮诗与赠答诗相交叉，如《送应氏》其二、《赠丁廙》也同时属于赠答诗，因为宴饮与送别有时是同一项活动。
曹植的宴饮诗，数量大，内容丰富。其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往往随诗歌体式的不同、创作时间的不同及宴饮场合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总括起来，曹植宴饮诗主要有三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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